楊憲益：陰差陽錯成翻譯大家
發(fā)布時間：2005-03-14 信息來源：光明日報 瀏覽次數(shù)：4091
記者說，楊憲益“盡管從不出門，但衣衫都干干凈凈的。聽到趣言，看到我們追著貓兒，他亦會莞爾”?！ ”緢笥浾摺±铒w攝
楊憲益 1915年出生于天津，1936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、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。1940年回國在重慶中央大學等學校任教。
1943年后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，1953年調(diào)至北京外文出版社，曾與夫人戴乃迭（英籍華人學者）合作翻譯中國古典小說《魏晉南北朝小說選》、《唐代傳奇選》、《宋明平話小說選》、《聊齋選》、全本《儒林外史》、全本《紅樓夢》等，以及《魯迅全集》、《青春之歌》等。
庭院深深的少年時光
我媽媽說她生我之前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只老虎跳進了她的肚子，算命先生說這既是吉兆又是兇兆，這個男孩將來會很不錯，但他是兇星，他出生后家里會死很多人，第一個死的將是他的父親。對于這個說法，家里人也相信。為什么不相信呢？中國人從前都是迷信的。
我五歲那年，父親去世了。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白虎星。自從我念了書之后，在14歲左右的時候，我就開始不相信神鬼，也不相信有另外一個世界，人死了就是真死了。
大家庭里出來的孩子都不會喜歡大家庭。我小時候，家里的妹妹們和堂兄弟都先后上了小學和中學，但我被一個人關在家里念私塾，家人不放心我去上學。12歲的時候，家里人終于同意我進了一所教會學校。我也從不好好念書，總是考第二名。有人說你稍微念一念書就能考第一，但我從來都不去考第一名。
1934年春我高中畢業(yè)，家里打算讓我在國內(nèi)讀完了大學再出國留學。我參加了燕京大學的考試，因為考試成績優(yōu)秀，燕京大學破例決定讓我跳一級，入學就從二年級開始讀起，可我更想上的是清華和北大。
正在我準備這兩所學校的聯(lián)考的時候，中學里有一位對我很好的英國老師郎曼先生找到我的家里人說，他正好要回英國度假，可以帶我去倫敦，他會照顧我。
家里本來是不會放心我出國的，但是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，家里給我請了一位年輕女教師，為我補習英語和數(shù)學，她叫徐劍生，丈夫?qū)λ缓?，她呆在家里很孤獨，就出來找事做。我拿她的名字開玩笑，用“徐劍生”作上聯(lián)，下聯(lián)對了個“快槍斃”。相處幾年下來之后，我喜歡上她了，她也對我有了感情。我那時才十幾歲，她已經(jīng)三十多歲了。我的母親擔心我會談戀愛，她怕家里出丑聞，決定讓我出國學習。
牛津畢業(yè)，棄哈佛回中國
到了倫敦，郎曼先生為我找了個很好的希臘文老師，是個牛津畢業(yè)生。第一次和老師見面的時候，他問我：“你想去牛津還是劍橋？這是兩所最好的大學。”“兩個之中哪一個更好？”“當然是牛津，但是牛津比劍橋更難考。”“那我就去牛津吧?！碑斈?，去劍橋的中國人要比去牛津的多，因為劍橋注重理工科，中國人都去那兒學習科學。
上中學時，我買到過一本由福建人林文慶翻譯的中英文對照本《離騷》，仔細念完之后覺得詩譯得比較死板，還有許多錯誤的地方。到了牛津之后，我發(fā)現(xiàn)屈原的《離騷》和英國18世紀的詩體有相像之處，出于好玩的心理，我用英文的英雄偶句體把《離騷》翻譯了出來，也是為了向牛津的老師顯擺一下中國也有悠久的文學傳統(tǒng)。
畢業(yè)時，我收到了兩封信，一封信來自哈佛大學，信中說如果我想繼續(xù)學習古典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話，哈佛大學可以邀請我擔任中文助教，但我回絕了他們的好意，我說我的老家已經(jīng)被日本人占領，但我還是必須回到中國去。另一封信是西南聯(lián)大的聘書，請我去擔任希臘文和拉丁文教師，是沈從文和吳宓聽別人說起我并看了我在高中寫的詩之后，熱心地向校方推薦了我。
走時，我問我的英國女友格萊迪絲（也就是后來的妻子戴乃迭）：“我們不是一塊到美國去，而是到中國的內(nèi)地去，我是預備回去受苦的，你受不受得了？”她還是堅決地說要跟我一塊兒回中國。
昆明也是當時日本轟炸的重點目標之一，我母親堅決不讓我去，重慶的中央大學英語系請我留下來教書，盡管我知道中央大學在學術圈的名聲不太好，但在與我母親分開這么多年了又要離開她，我也過意不去，就接受了這個工作。
這個決定對我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，因為我要是去了西南聯(lián)大，我就搞希臘文、拉丁文了。而且那個學校的前身是清華和北大，我要是和他們在一起，日本投降之后，我就會到北京來了，而不會隔了那么長的時間才來，也不會到國立編譯館，也許就不做翻譯工作了。
梁實秋引領走上翻譯路
在重慶中央大學分校教書時期，我利用業(yè)余時間翻譯了《儒林外史》和《阿Q正傳》。
那時候，梁實秋是位于重慶的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的負責人，過去翻譯委員會主要是從事英譯中的工作，梁實秋想開辟一個新領域，把中國的經(jīng)典著作翻譯成英文介紹到西方，他聘請我和戴乃迭去工作。
梁實秋聽說我的興趣是中國古代史之后，建議我翻譯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，由戴乃迭協(xié)助我翻譯，我們在那兒一直待到1949年后這個機構被撤銷為止。在1944年到1946年那三年里，我們譯完了從戰(zhàn)國到西漢的約36卷。1949年以后，我顧及不到它，也沒有人再提及這部書。
80年代，我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給了一個澳大利亞朋友。
1952年，北京來了一紙調(diào)令，要調(diào)我們到北京參加“亞太和平會議”的翻譯工作。到了北京，學術界的老朋友都極力勸我們留在北京，尤其是外文出版社的副社長劉尊棋，拼命地要拉我們參加這個出版社，說要搞一個像商務印書館那樣的出版社，不過是有系統(tǒng)地對外介紹中國的文化，這一點比較打動我。
加入外文出版社的《中國文學》雜志之后，我們初步設想是選150種古典文學名著，從《詩經(jīng)》一直到清末的文學，當代文學從魯迅起到當時再選100種。戴乃迭翻譯過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》，我翻譯中國古典作品多一些。
受命翻譯“讀了一半”的《紅樓夢》
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間，我認識了周揚，那時候他是文化部部長。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我懂希臘文和拉丁文，就找到我說：“《荷馬史詩》沒人翻譯，你為什么不翻譯？”結果他就把我調(diào)出來翻譯《荷馬史詩》。
我譯完《奧德修紀》之后，外文出版社說你是我們外文社的人，也應該幫外文社做點事情，于是又讓我翻譯《紅樓夢》。我說：“我不喜歡看《紅樓夢》?！蔽倚r候讀《紅樓夢》，只讀了一半都沒讀完。不過我在外文出版社里面工作，他們要我翻譯什么我就翻譯什么吧，人要吃飯嘛。
剛剛開始沒多久，我遇到一個英國朋友，他是一個漢學家，叫大衛(wèi)·霍克斯，他告訴我說：“我在翻譯《紅樓夢》，已經(jīng)翻譯了兩年多了。”
我說：“我不知道你也在翻譯《紅樓夢》，如果知道你在翻譯的話，我就不翻譯它了?！? 他說：“沒關系，我們一人翻譯一個版本?！彼g出來的版本用的名字是《石頭記》，我為了顯得和他的稍微不一樣，就用了《紅樓夢》這個書名。說我是翻譯家，其實我愛人才是翻譯家。都是我把初稿翻譯出來，交給她加工，她費的力氣比我的還大。
因為《中國文學》雜志后來從外文出版社分出去成了一個獨立機構，而我和戴乃迭是《中國文學》雜志社的人，《中國文學》雜志社的黨支部書記說：“你在我們這邊，卻在為外單位工作，應該要求他們付稿費?！彼鸵笸馕某霭嫔绺督o我們稿費，外文社給了我4萬多塊錢，這是我們獲得工資外稿費收入的惟一一次。
效仿“企鵝”，推出“熊貓叢書”
“文革”結束以后，我發(fā)現(xiàn)很多西方書籍突然在80年代的年輕人中間流行了起來，就好像我30年代在天津當學生時的情形一樣，大家又開始討論弗洛伊德、普魯斯特、艾略特，討論意識流、虛無主義。
1977年我和戴乃迭重新回到《中國文學》工作的時候，大部分的文章、小說和詩歌都是垃圾，沒有任何價值。
直到1979年，它才開始像一本正常的雜志。
出版“熊貓叢書”是我的提議，當時英國“企鵝叢書”
銷量很好，大家紛紛仿效出版以“P”字開頭的叢書，我想，“熊貓（panda）”也是以P字開頭，就取了這么一個名字，結果出了不到一百本，有“五四”后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作品，比如沈從文的《邊城》、古華的《芙蓉鎮(zhèn)》，也有古典文學作品，比如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、劉鶚的《老殘游記》——巧合的是，我“文革”中坐牢時和劉鶚的孫子在一個監(jiān)獄。
如今不僅“熊貓叢書”消失了，《中國文學》也?？恕? 因為我們走之后，后來進來的人都是大學剛畢業(yè)的，英文水平不怎么好。
我從來沒有想過要作一個翻譯家，現(xiàn)在也不想。如果可以選擇的話，我從大學畢業(yè)后回到中國來，會選擇研究中國古代史。但是無意中到了編譯館，就變成翻譯家了……就變成翻譯了。我翻譯的那些東西很多都是別人要我譯的，我自己選擇譯的也有一些，比如周作人、周樹人的作品，比如《老殘游記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那些才是我真正喜歡的。
口述：楊憲益
采寫：本報記者 劉晉鋒
■記者手記
他拿起煙，一支支地點燃，緩緩地吸入，摁滅在煙缸里，每天一到兩包。煙陪他看電視，恍惚著陽光從暗到明再暗下去，日復一日。“怕什么呢？都這么老了?！彼麥厍橐恍?。
他飲酒，一輩子飲酒無度。如今，酒不飲了，因為吞進去的酒精化作毒素，鈍拙了腿，再不能失去旁人的扶持。
他是那種人，望之儼然，處之溫和。他一定不厭惡這個世界，盡管從不出門，但衣衫都干干凈凈的。聽到趣言，看到我們追著貓兒，他亦會莞爾。別人對他的一千多萬字的譯作高山仰止，他說沒什么值得流傳下去的，書全都送了人幾乎一本不剩；我告訴他有人竊用他的名字出書，他一笑了之。不怕壞了你的名聲嗎？他抿進一口煙：“無所謂?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