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宏安：翻譯家的幸運生涯
發(fā)布時間：2004-12-28 信息來源：新京報 瀏覽次數(shù)：4230
從加繆開始 重譯《惡之花》重譯《紅與黑》建構(gòu)法語翻譯新語境
郭宏安一身書卷氣息，對他來說，能夠一生與文學為伍，實在是一件再幸運不過的事了。
少年不識愁滋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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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亞作家費希在自傳《幸運生涯》里面感嘆自己一生能與文字為伍的日子是幸運的，郭宏安顯然也有這樣的幸運。雖然初中畢業(yè)受到了小小挫折，但比起那些因“鳴放”而獲罪的知識分子，他算得上一帆風順。
我小時候?qū)W習成績就特別好，可是初中畢業(yè)后卻上不了好的高中，其中的緣故說來話長。我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長春上的，長春的初中參加了1957年的大鳴大放大辯論，這在其他的地方是很少見的。
學校鼓勵學生貼大字報，初三的孩子自然是什么都不懂，就到別的學校去看，看了回來自己寫，寫的內(nèi)容是“工農(nóng)生活差別大”、“蘇聯(lián)援助中國不是無私的”、“海參崴是中國的領(lǐng)土”等等。
到了大辯論的時候，我因為堅持所謂的“反動觀點”，畢業(yè)時的操行評定得了“丙”，如果不是年紀小，可能就被打成右派了。最后，我連一般學校都上不了，只能去了一所新建的高中。不過，這件事情對我并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影響，新學校里有一批因1957年的事情上不了好學校的同學，他們學習好、有思想、對事情有獨立的見解。
我在新學校里過得很愉快，有了幾個新朋友，我們在一起談文學，寫詩，偶爾也談?wù)務(wù)?，如果是現(xiàn)在，怕都成了校園詩人了吧。但是，那時我雖然只有15歲，已經(jīng)領(lǐng)教了什么是“階級立場”，沒有了盲目的樂觀主義了，對社會有了自己的看法，而不是老師、領(lǐng)導(dǎo)說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了。
高中畢業(yè)考大學時，我報了北京大學，并且宣稱，如果考不上北京大學，就到農(nóng)村去，別的學校一概不去。我喜歡法國文學，喜歡斯丹達爾、巴爾扎克、雨果、莫泊桑等人的作品。當然，我也喜歡中國古典文學，之所以沒有報考中文系，是因為我幼稚地以為，我的母語是漢語，沒有必要再到大學里去專門學習。
大三或者大四，我和幾個同學辦了一個壁報，名字叫做《小紅花》，刊登我們的譯作和對法國文學的評論，在同學中引起很大的反響，但是也引起了系里的注意，認為是學生中出現(xiàn)的不良傾向，幸虧我們很快就去“四清”了，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的時候，一位系副主任還把這件事搬出來，說是系里本來打算處理的“學生中的思想問題”等等。
舍南舍北皆春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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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二炮到新華社，再到社科院，郭宏安繼續(xù)著他的幸運。而在這一切幸運生涯后面，是讀者的幸運：他們收獲了一位優(yōu)秀的翻譯家。
說起來有意思，雖然大學期間我被當做白專典型受到批評，畢業(yè)分配還是被第二炮兵選中了。那時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大部分同學都到農(nóng)場了，分到部隊是最好的出路，在這一點上我還要感謝部隊“惟成份論”的政策，我能到部隊完全是因為我的工人家庭出身。
我在部隊呆了整整八年，法文用不上，更不用說文學了。因為能寫，工作能力也不錯，在部隊很受領(lǐng)導(dǎo)器重。為了留住我，部隊領(lǐng)導(dǎo)曾經(jīng)向我許愿一旦部隊外事工作正常運轉(zhuǎn)，就讓我到駐外使館去工作。但是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，我不愿意丟棄我在大學里學的專業(yè)，不愿意放棄我的理想，就申請轉(zhuǎn)業(yè)了。我的轉(zhuǎn)業(yè)并不容易，二炮司令部黨委開了三次會呢。
當時的新華社非常需要法文專業(yè)又是黨員的人才，派外當記者。為了把我調(diào)到新華社，新華社對外部的一位領(lǐng)導(dǎo)到二炮跑了許多趟。我調(diào)到新華社不到半年，就把我派往瑞士日內(nèi)瓦大學進修法文，是我國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派往西方留學的第二批學生。其實，當記者也是我的一個理想，中學時還寫過一篇作文《我的理想》，就說長大了我要當一名記者。
可是兩年后我回到新華社，正趕上恢復(fù)研究生招考，半年以后，我就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一名研究生，那時我已經(jīng)35歲了。后來遇到新華社一位管人事的朋友，她說：“新華社做了一樁賠本的買賣，把你送出去留學，剛一回來你就跑到了社科院。”
我還是沒有抵擋得住文學的誘惑，雖然錢不多，但我不后悔，因為我做了我喜歡的事。
重揚《惡之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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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宏安最著名的一本譯作大概就是《惡之花》。這本在10年前出版的書開了文學名著插圖本的先河。
上個世紀的30年代，波德萊爾在我們國家鼎鼎有名，但解放之后他就銷聲匿跡了，除了上世紀60年代初在《譯文》上露了一面。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，說他太頹廢，不符合時代的要求。我的論文和譯文在恢復(fù)波德萊爾的本來面目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在日內(nèi)瓦上學的時候，我就學習過波德萊爾的作品，所以研究生的畢業(yè)論文作的是《論〈惡之花〉》，詩只是譯了部分為我論文所用，沒有翻譯整首的。上世紀80年代末，我把15萬字的論文交給漓江出版社，但一放就是幾年，他們猶豫，怕賠錢，但也不肯放棄。
后來，他們的主編劉碩良先生和我商量了一個很別致的方式，讓我在論文后面附100首詩，再配上一些插圖，這樣，論文在前，但它是序，詩在后，但以詩為主。
沒想到這個非主非賓、亦主亦賓的形式居然取得了成功，書大概印了七八萬冊。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家大的電信公司工作，我的譯文集出版后送了他一套，他看到之后，激動不已，特地打來電話訴說《論〈惡之花〉》對他的“震撼”。
有一個深圳的文學青年，給我寫了好幾封信，說他讀了《惡之花》之后很感動，還把他寫的詩寄來給我看，但我沒有給他回信，首先我很難評價他的作品，不能給他潑冷水，而且我也不想鼓勵一個人走上文學道路，因為如果一個人沒有天分，你給他鼓勵反而會把他引入歧路。
《紅與黑》的夙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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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紅與黑》大概是譯本最多的一種法國文學名著。對于一般讀者而言，很難評價郭宏安的譯本應(yīng)該在10多個譯本中占據(jù)如何的位置，但這本書在一位翻譯家心目中的分量卻是不言而喻的。郭宏安比斯丹達爾幸運，他過上了自己想過的幸福生活。
《紅與黑》的翻譯，可以說是實現(xiàn)了我的一個夙愿，一個從1963年就埋藏在心底的夙愿。
1957年之前，對中國青年影響最大的書是《紅與黑》和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也許還可以加上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，后來批判個人主義和個人奮斗，《紅與黑》首當其沖，1959年出版過一本批判《紅與黑》的書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江青還說《紅與黑》是“黃色小說”。
多年來對這本小說的看法是片面的，態(tài)度也是不公正的，而且已有的版本也嫌太老，所以當譯林出版社找到我，約我重譯時，我考慮了幾天就答應(yīng)了。我譯的《紅與黑》只有40萬字，比別的譯本少了5萬字，而且只用了5個月，在別人看來也許覺得我譯得太快了，可是他們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經(jīng)把《紅與黑》翻了30年呢。
中學時候我就看過《紅與黑》，當時以為這是本勵志小說。后來，我從大學二年級開始就試著從原文接觸文學作品了，讀了譯成法文的《伊利亞特》、《奧德修紀》、《紅與黑》、莫泊桑的小說等。
學校開過一次關(guān)于《紅與黑》的座談會，好像是由《中國青年報》的主編主持的，我在發(fā)言中說：“于連是值得同情的……”那位主編說：“你的觀點很有意思，繼續(xù)談?wù)?。”我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，就不再講了。
那個年代，于連的話題是一個禁區(qū)，更不用說是同情了。十年以后，在北京圖書館碰到一位北大英語專業(yè)的同學，他對我說：“你不就是那個說于連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嗎？”現(xiàn)在想起來，一件極平常的事情，發(fā)生在那個年代居然會在人們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……
《紅與黑》的主題是人怎樣才能幸福？斯丹達爾認為一個人不能有過多的錢財，也不能沒有錢，過少要仰人鼻息，過多有其他的煩惱，錢剛好能看書、談戀愛、和看歌劇就夠了。我和斯丹達爾的想法一樣，幸福生活對于我來說就是能看書和寫作足矣。
口述：郭宏安
采寫/攝影：劉晉鋒
■人物簡介
郭宏安
1943年生于吉林省長春市，1966年畢業(yè)于北大西語系，1981年畢業(yè)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國文學系，獲碩士學位?，F(xiàn)為該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。
主要譯著有《病夫治國》、《大西島》、《夜森林》、《加繆中短篇小說集》、《惡之花》、《紅與黑》、《墓中回憶錄》、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、《博納福瓦詩選》等，出版有《郭宏安譯文集》。
■記者手記
郭宏安先生第一本有影響的翻譯作品是《加繆中短篇小說集》，他說：“加繆對人和世界有一種冷靜而悲觀的看法，文筆簡潔而清晰，絕無一個廢字廢句，這一切對我極有吸引力?！? “我覺得郭宏安研究來研究去，都有點像加繆這個人了。”郭夫人如是說，“他的話特別少，他太不外露了，如果你不了解他，肯定會覺得他這個人比較冷淡。我有時候都想給他改名叫他加繆?！? 大家大笑。夫人干脆直接問先生本人：“你說，你肯定是因為和加繆有共鳴，所以才翻譯和研究他的作品是不是？你很受他的影響不是嗎？”先生笑著否定。
“你們共同生活了這么多年，不會到現(xiàn)在都還不了解他吧?！狈蛉耸兆⌒θ荩骸拔艺媸堑浆F(xiàn)在都不十分了解他。當然，我也不喜歡那種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天下人皆知的人。”
先生本一直在旁沉默不語地微笑，這時插話進來：“我的生活為什么要讓別人知道呢？想了解我，看我的文章就夠了。”
“那我整天跟你一塊生活，不能靠看你的東西了解你啊?！狈蛉苏f，“有時候我都想，我怎么會嫁了你這樣一位先生啊？”話雖這樣說，他們的眼里卻都是一直滿溢著溫暖幸福的笑意。